1945年7月，由美国战争信息局撰写的长篇报告《中国运动》起始部分提出：“几乎所有不带偏见的观察者都一致强调中国是中国最卓有成效、有最好的政治组织系统与最强的纪律性、最有建设性的队伍。”这样的话，虽然出自美国人之口，却不失为当年中国阵营的真实写照。美国人的报告数据显示，当年他们已注意到中国政治组织运作的系统性。系统性的确是中国思想和行为十分重要的特征。
以系统思维看，中国革命所有的环节都相互联系：“军事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各种斗争要互相结合，同时并用，以一种力量为主，以其他力量配合，灵活运用，按照情况变动。”这样的思维，可从对晋察冀工作的反省中窥察到：
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环的开展，全民动员，巩固村政权，巩固人民武装，开展社会教育，提高民众政治文化水准，肃清汉奸卖国分子，制裁坏绅坏人，这些工作都没有到达应有的收获，与这一中心环紧紧地套起来的第二环是：生产建设(农业生产、合作事业、手工业等)，货币金融财政税收，贸易与粮食布匹这一复杂的联系，这些工作我们也没有全面的到达必要的收获。与第二环紧紧套起来的第三环是：合理负担、减租减息、优待抗属、救济灾难，解决停滞的劳力与浪费的劳力，这些我们一般做得更差。
上面这段引文，虽然是对工作的自我批评，却显示了中国把工作的所有的环节相互联系、层层递进的思维方法。这样的思维贯穿所有工作，组织建设也不例外：“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，它必须与党的整个工作相联结，才能够有真正的建设。建党不是技术工作，如果建党脱离了党的整个工作，而孤立起来去进行建设，那就要把它降低到技术工作的地位，就谈不到经常与系统，也就没有真正的建设。”最终的目标就在于：“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经验加以研究，加以整理，使之系统化，使之变成理论的东西，来指导我们政治工作今后的实践。”
中国很注重提升党员干部的领导艺术，看趋势，寻规律，找实质，用联系的观点把上下、左右、前后打通，建立系统思维。抗战甫一开始，就雄心勃勃地提出：“加强对干部的教育、培养与提拔……使我们的干部不但能治党，而且能治国，要懂得向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讲话，并为他们做事，要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与政治家的风度。”眼光与风度，特别能显示系统思维下中国人对自身的期许。这段话展现的大格局、大胸怀、大目标，既显示及中国人的雄心壮志，也成为中国塑造干部的标准。
经过中国的教育、灌输，中国干部已经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具备系统看问题的能力。八路军120师干部陈漫远结合自己实际谈到他对领导艺术的理解，从中能够正常的看到系统思维的特征：1.比较的观点——“各分区有各分区的环境与特点，司令部各科的情形也不相同；每个科长参谋的出身进步，也各不同。要分别看，又要联系着看，这样做才能够得出其共同的地方和它特殊的情形，才能看出工作好坏的原因及提出具体不同的改进方法”。2.时间的观点——“看一九四三年的工作，要想到四二年是怎样工作的，看自己的工作也要从过去看到现在，看问题，看部队，同样要从历史发展上去看”。3.联系的观点——“从看一个到几个，从一地到各地，从一个战斗推到许多战斗，从一个人一个科推到另一个人另一科，从开始看到末尾，从布置工作，看到达成目标，从这内部的联系去找出规律，找根源”。比较、发展、联系，时间上纵深、空间上连贯，如此有意识地开阔视野、具有系统思维，在当年中国的政治力量中实非寻常。
中国强调的调查研究事实上也和系统运作相关。系统运作需要高质量和高数量的信息反馈、回流，以保证系统不出偏差。调查正是系统运作不可或缺的一环：“当遇到一个问题时，善于进行系统思考的人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寻找数据，了解系统的历史情况及行为随时间变化的趋势。”
调查、研究、组织、动员，缺一不可。以战时很重要的粮食调度为例，当年的报道呈现了所有的环节协调展开的案例。由于各地区乃至地区之间驻兵和粮食产出情况不一，根据中国统筹管理政策，需要展开粮食调度。粮食调度耗用大量人力物力，要做好这一工作，调查很重要，如此方能做到心中有数。调查之后，再组织运输。组织运输需要精心设计，报道特别强调，有效的组织中，“‘想’起了很大的作用”，所谓“想”，就是计划，动脑筋，“有时多捉摸了一下，一个区或一个村一个人就要少运一次……省下不少人力”。“想”又不是空想，“是根据实际的材料，根据具体的数字一点一滴来算，根据了农民的特点来想办法”。比如想到实行包干的办法，“规定了一村运多少就完了，他就起了劲，争着先运完了事”。计划、办法都有了，最后当然还是要贯彻，“动员与组织干部”予以落实。从调查到算账到计划再到落实，一系列组合拳下来，结果就是“为调度粮食所花的劳役，比去年减少三分之二——每一劳力一般在四次至六次之间，各村负担并很平衡”。
1943年，景晓村听过中国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报告后感叹：“全篇总结的系统性、连贯性非常紧凑，尤其是朱瑞这个总结，即是问题的前后现象，本质与根源，甚至根源的根源，一层深一层地指出来，而不是各个问题分割的，也不是只是许多问题的现象的排列，这说明了对这样一些问题认识的系统性与透彻性。”系统、联系、深入，正是中国一直追求的方向。1949年，竺可桢记下陈毅的一段话：“陈毅市长讲一小时，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。谓之成功，由于知识高于。”从知识角度总结国共胜败，陈毅的确独具慧眼。这里的“知识”，应该指的是思维方法、思想资源、理论高度，也就是认知和面对世界的方式。在这方面，由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精神资源，中国确实较之其他政治力量高出一筹，而系统性思维带来的力量，也是中国知识胜过的重要砝码。
中国革命就像一个齿轮咬合的巨大机器，环环相扣，一旦运行，全力以赴，效力惊人。强大的组织力并非单纯依靠组织架构的设计就可以实现。1924年改组后的，组织架构大量引进苏共模式，组织层级和中国几无二致。然而，了解国共组织实际运作的人大概都知道，大致相似的组织体系发挥的效能大相径庭，蒋介石和人自己也认为非常大程度是败在组织上。实际上，较之大多数政治力量，的组织已经堪称严密，只是较之中国瞠乎其后而已。国共两党的比较可以证明，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通向严密组织的一部分，但要真正让严密的组织落到实处，中间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。
组织要运转，还是需要人，不同的人群对组织力的落实会有相当不同的影响。中国严格的纪律是保证组织严密不可或缺的环节，但要真正建立严格的纪律，不是容易的事。严格的纪律下，政治力量的维系需要依靠资源分配、核心理念、团体的向心力、惩戒制度等。中国夺取政权前，可供分配的资源实在有限，保持纪律依靠的主要是后面三者，其中核心理念对于中国这样的意识形态政党发挥的作用尤其重大。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直处在在野地位、生存艰难的革命党，没有理念的支撑，组织的严密、纪律的落实，都成无源之水。正因此，干部教育和政治宣传长期成为中国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当然，组织、纪律、理念是一个相互作用、互为促进的统一体。历史的具体进程中，常常很难辨别何者为主、何者为从，更无法截然分开，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运作系统。条件成熟后，这套系统就能形成类似自组织状态的运行，各种各样的因素互为因果，惊人的效率就是这样炼成的。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本文更多详情请参见《苏区研究》2023年第5期。）